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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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解读传统文化经典系列” 王 蒙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读书者说】


　　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目的不是为了查核与校正古史古事古物古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之高雅，更不是要返回古代与先辈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认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

　　——王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先生在文坛辛勤耕耘了70年，写下2000万余字的著作。皇皇巨著，巍峨人生，这位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作家，如今已成了一位当代不多见的文化大家。

　　2019年王蒙先生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是时代选择了王蒙，也是王蒙选择了这个时代。时代与王蒙先生是双向奔赴。共和国的历史赋予王蒙先生巨大的写作动力和丰厚的文学资源，而王蒙先生的写作也为共和国留下了独特的文学文本和精神典藏。他曾以小说创作轰动文坛，近几十年来更以传统文化研究为兴趣所在和责任使命，陆续出版了十多本文化解读类著作，为当代读者剖析讲解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与共和国的文学地图根脉相连

　　王蒙先生的文学创作对应了整个共和国的历史。他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实现了文学和历史的互文。王蒙先生一直写到现在，他的创作有着足够的历史长度。王蒙先生的创作每一个阶段都有亮点，都有璀璨耀眼的作品。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他的作品群星闪耀，相连成一个“光带”。

　　王蒙先生的文学，覆盖面极其宽广。从时间上看，他的作品涉及共和国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再到当下。并且，在《活动变人形》里，他还写了共和国之前的历史。看了《活动变人形》，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成立。《活动变人形》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顺应民心、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也顺应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王蒙先生不但写了共和国历史，还把共和国为什么能够成立的原因也写了，所以，《活动变人形》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王蒙先生的作品里有着一个辽阔的世界。地域上从北京、河北、新疆到世界各地，人物上是古今中外，体裁上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经典的还有对诸子百家、《红楼梦》的解释，他的视野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传统文明照亮了王蒙先生的创作和文学实践，而王蒙先生留下的2000万余字也像群星一样，与共和国的文学地图根脉相连、路径相通。

　　共和国的历史在王蒙先生的笔下都有描绘，所以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列宁曾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面镜子，借用列宁的话来形容王蒙先生也非常合适。王蒙这面镜子不仅是现实主义的镜子，还是放大镜、显微镜、哈哈镜，通过各种手法来表现情绪、情感、精神，有着多种文学方式、多种表达方式，是一面立体多元的镜子。

　　阅读王蒙先生，必须掌握一个关键词，叫“青春”，青春的特点是年轻，青春的心态让王蒙先生有了不断创新的精神。近几年，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先锋作家都在写历史、写现实，回到了现实主义，但是王蒙先生还在搞新潮，还在创新。尤其是前两年他写的《闷与狂》，《闷与狂》是一个很好的作品，跟《活动变人形》一样。我最近重读《闷与狂》，发现就像我们当初对《活动变人形》的评价不够高一样，今天对《闷与狂》的评价也偏低，对它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美学价值、诗学价值没有充分地认识。所以我打算再写一篇文章，谈谈关于王蒙先生的意象美学——《闷与狂》就是中国的《追忆似水年华》，而且它不是简单的意识流。

　　近期我研究王蒙先生的作品，发现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意识流。他并没有接触过意识流，为什么能写出意识流的作品？王蒙先生写的为什么像意识流？其实他写的是“意象流”。意识流中国以前没有，但意象流在中国早就有了。

　　王蒙最早的现代派作品是从《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开始的，后来的后现代黑色幽默，王蒙先生也有涉猎。他尝试各种类型的小说，比如，《暗杀3322》是对悬疑小说的尝试；《生死恋》是对言情小说的尝试；《尴尬风流》是对中国笔记小说的尝试——我研究了一下，当代没有这么长的笔记小说，好多作家也写笔记小说，但都很短。王蒙先生不仅自己写作，还在《人民文学》工作期间积极推动先锋文学的发展。现在先锋文学没多少人写，王蒙还在写——他还在写《闷与狂》，还在写《猴儿与少年》——这体现出大作家、大学者的文化情怀和使命担当。

　　王蒙是追思现代性的智者。从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蒙先生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在反刍现代性。20世纪90年代有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当时我也介入其中，但我始终搞不清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脉络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场现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最近在研究王蒙的现代性，有点儿搞清楚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大地上刚刚落地时引起的种种喧哗、不适，以及围绕这些喧哗与不适所产生的种种反应，所以当时轰轰烈烈。说实话，那个时候王蒙先生有点被误解、被误读，我甚至感觉得到他当时有一点孤独。但是实践证明，王蒙先生在现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的那些见解是超前的、正确的，是跟中国文化实践、中国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所有的真理往前一步都是谬误。这个观点我记得很清楚。他通过他的小说、通过他的言论来反思现代性，所以他是一个智者。

　　最近这段时间我高密度地研究王蒙先生，研究文学史，发现意象流在中国很早就有。最早受到中国文学这一影响的是庞德。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源头，因为意象主义、意象派影响了意识流，影响了象征主义、象征派，影响了后来的黑色幽默、后现代，所以庞德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庞德的意象主义是从中国唐诗里来的！庞德曾经改写王维、崔颢的诗，把他们的诗转化成意象派诗。庞德说，中国唐诗就是意象诗。也就是说，意识流跟王蒙的作品是同一个宗师，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我在这里分析王蒙先生的创作是意象流，认为他是这方面的大家。意象流这个概念也不是我发明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叫唐湜的诗人，他当时批评上海的一个诗人王辛笛，说他没有达到意象流这个水准，认为汪曾祺早期的小说是意象流小说。

　　王蒙先生是青年作家的良师。王蒙先生很早就写《青春万岁》，这70年来他从一个青年作家变成了一个老年作家，但对青年作家的关心始终不减。2000年1月，王蒙将获得《当代》“拉力赛”的十万元大奖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立了中国文坛唯一一项专门为文学新人设立的奖项——春天文学奖。当时我们曾经建议他设立一个王蒙青年文学奖，他说不要，说叫“春天”挺好。2021年，王蒙先生又捐出个人稿费，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设立王蒙青年文学发展专项基金。当年余华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时候，王蒙先生就敏锐地发现，一个作家出现了。当时我还在《文艺报》工作，他在《文艺报》上就推荐了余华的这部作品。

　　王蒙先生这次出版的“王蒙解读传统文化经典系列”共12本，400万字，是王蒙先生在创作之余写的。人过了50岁以后眼神都不行了，不要说解读传统经典了，那些字都不太认识，像我们搞当代文学的、搞文学创作的，去搞古代文学等于是“重新投胎”，可见王蒙非常勤奋、睿智和博大。

　　对传统文化经典的深刻阐释

　　近十余年来，王蒙在创作之余，悉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陆续出版了《庄子的奔腾》《庄子的快活》《与庄共舞》《庄子的享受》《老子的帮助》《老子的智慧》《天下归仁》《中华玄机》《得民心得天下》《御风而行》《天地人生》《治国平天下》等著作，对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等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将其汇集成“王蒙解读经典文化系列”丛书，让广大的读者能够更全面地、快捷地领略到王蒙对中华文化经典的研究成果，很有文化积累的价值，也有充分的市场前景。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王蒙通过对传统典籍的解读，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做出了有益尝试，他在《天地人生》中写道：“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目的不是为了查核与校正古史古事古物古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之高雅，更不是要返回古代与先辈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认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王蒙历时多年研习和解读，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五千年文明，用自有的独特的生活化、哲理化、思辨性的语言，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回应时代对文化转化与创新的呼唤。王蒙这些著作的一个特点，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将文化与生活之关系作为解读的出发点，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国人心理链接的可能，强调传统文化对当下生活的共情性和精神支撑。

　　文学史家布鲁姆讲过，不是前人的光辉照亮了后人，而是后人的光辉照亮了前人的经典。因为这些解读，这些著作，很多不太明亮的被他照亮了，很多模糊的都变得清晰了，很多原本比较浅的都被他深刻阐释了。王蒙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王蒙这一套书里解读的都是经典，一般一个作家解读的也就是一两部经典，王蒙解读了十几个，这就让他与很多解读经典的作家不一样。

　　王蒙善于学习，喜欢学习，很多人去了新疆多少年都不会维吾尔语，他去了没几年就把维吾尔语学会了。他学英语也很快。王蒙基本上每一本书出版以后我都关注，但说实话，我这一本还没看完，他下一本又来了。上一次我在青岛开会的时候就感慨说，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追随王蒙、跟随王蒙，那个时候还年轻，还能跟得上他的节奏，现在发现有点跟不上了，有点追得气喘吁吁了。王蒙先生还在向前跑，一天一万步、一天八千步地在跑，生命不息，前进不止，写作不止。

　　在“王蒙解读传统文化经典系列”这些著作中，他依靠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解释分析，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让传统文化中的美好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接，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一股力量。

　　（作者：王干，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