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admin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数十次在国内国际场合发表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全面阐释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深远意义、思想意蕴与现实策略，系统地建构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他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领先地位并确立了自己的标准，但是在文化自信上我们还没有达到“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境界。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给人留下了“失语”的印象。全球化已由经济领域迅速延伸到文化领域。为彰显我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就需要了解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功能价值。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1.文化与传统文化


文化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所谓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则多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观念等，也就是所谓的精神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长期调适而形成的智慧结晶，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团结、长治久安、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互相辨识、平等交往的内在依据。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进而也改造人自身的活动。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一方面，文化不过是“人化”，即人按照“人”的需要和理想改变人以外的世界，以满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化又是“化人”，即人按照“人”的需要、价值和理想优化、美化和完善自身，把人的品质、思想和行为方式等提升到优雅、完美和高尚的程度。西方哲学家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即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改造自然，创造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符号系统，使人生活在符号的意义世界中；人创造自己特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社会结构（伦理、政治、法律）、价值观念；人创造人特有的精神世界，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理念。所以，人是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的，是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的。物质生活并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因为幸福是一种精神感受。人的幸福感、归属感来自于精神文化生活。


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对人的品德的教养。《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段话里的“天文”，即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都能遵从文明礼仪，规范行为，塑造人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所谓传统，指的是世代相传的文化习俗。传统具有历时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是人们历经千百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选择和积淀下来的经验和观念，又是一种反应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为大多数人沿用的文化模式。一般认为，传统是“过去时代留下的文化”，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传统不是静态的积淀物，而是动态的价值取向。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记忆、话语和行动当中，对现在仍然起作用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传统是一种精神观念传承的过程，是肇始于过去、表现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精神趋势和存在。一种文化现象一旦成为传统，必定是在社会组织及人的心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的东西。这些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和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传统是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是现代发展的一种资源。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涵括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各种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家园。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延续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与中国被尊为“四大文明古国”，然而前三个古代文明或因异族入侵而中绝，或因部族冲突而衰落消亡，文化出现了大幅断层，有些文字至今不能识别。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磨难，却能数千年一脉相承，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二是统一性。中国传统文化是汇聚了中国区域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在世界任何民族文化中都极为罕见。三是伦理性。中国人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血亲意识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整个传统文化体系呈现出一种伦理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第四是实用性。中国的学术文化、科技文化、物态文化、精神文化都可以称为“经世致用之学”，都是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


2.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阐释也可以是多种层次和多种角度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的准确的维度去将其一一厘清。从内容的延展性上讲，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建筑科技等各种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从思想的延续与继承上，它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辅以百家之长的一种圆融和谐的文化：从时间的跨度上，“新文化运动”以前它经历了漫长的五千年的酝酿与积淀，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与精深。这里，仅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个方面作简要的分析。


(1)人与自然方面：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体的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最根本的一条。《易传·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归结到人的身上，“天人合一”反映的是一种既能洞知自然规律又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人格。”


西周时期的“神人关系和天定人伦”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萌芽。到后来春秋时期的天人一体、人法天则，要求天人协调、天人相用，当时最具代表的便是孟子和庄子。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人有天性的善心良知，天人同性；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天人一气，反对人为造作。再到汉代董仲舒“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提出“人副天数”的观念，虽然有些谶纬迷信的成分，但是承认天地之道与人类社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却是极为正确的。北宋张载是首先正式提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明确概念的人，他沿袭战国时期思孟学派的理念，畅言天人同气，万物一体。其“乾称父，坤称母，余兹藐然，乃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说的经典性解说了。道家的主要思想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人在这个自然的大环境中生存必须得遵守自然界的规律，不妄作，不独断专行。人们要顺应天道，受自然界规律性的约束，这并非说人们在自然面前就无能为力、无需努力。恰恰相反，人类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身也改造自然去适应这个天道，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新时代，“天人合一”理念值得我们深思与践行。


(2)人与人方面：厚德载物，兼容并蓄


从古老的易经卦辞上我们就已经读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有道德的人，应以一颗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世间万物。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能如此博大精深，其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融合性起了关键的作用。“海纳百川，故能成其大”，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蓄的特性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过滤外来文化，为自身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与养分，使其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而历久弥新。中华文化倡导多元发展，百家争鸣，求天下大同而殊途，认为天地万物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开放、宽容、同情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和不同的文明，并允许异域文明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存在，走适合于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建立自己的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不仅对中国文化的扩充起了巨大作用，也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相互之间也联系得更加紧密，我们决不能坐井观天而盲目排外，而是应保持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精神互补互足，谋求共同发展，才能真正获得双赢。


(3)人的内在方面：自强不息，日新奋斗


自强不息、日新奋斗的文化精神，可以被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及兼容思想在中国人的生存态度上的集中体现，它标示着传统文化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和高度自觉性，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人格状态的历史概括。《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礼记》又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积极的人生观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日新奋斗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真实体现。一个人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于未来的创造，皆是要依靠自己的奋发上进和不断地开拓新境界；这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傲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支撑。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自强不息、日新奋斗的宝贵精神，促进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在今天仍发挥着巨大的激励作用。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民族创造文化，文化也可以创造民族，可以陶冶个人。着眼于国际国内的发展大势，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把握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深刻阐述并全面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种价值，既饱含着深沉的个体性和崇高的民族性，也体现着宏阔的世界性。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基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着中国的民族性特色和最本初的文化基因，能够对今天的“中国特色”作出最真切的解读和阐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依靠否定、割断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照搬外来理论走向复兴。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也不可能在民众中间扎下根来；沟通思想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心灵，传统文化是极其重要的桥梁。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恰恰是因为融入了中国元素、变换成中国面孔，才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得以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生长于中国这片沃土，必然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吸纳、继承和发展，从而被赋予鲜明的中国魅力、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脱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枝繁叶茂、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党历来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很善于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阐释道理、揭示规律。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党的学习任务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孔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毛泽东将这两个伟大人物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和理解。在他看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过时的东西，它是跨时代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理论。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新认识，毛泽东才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进步意义的成分科学地加以阐发，使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相映成辉。比如，“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致知力行、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贵在力行、循名责实、重效致用、实干兴邦”等思想，并赋予了它崭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再比如，《管子》中，即有“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记述。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尺度，同样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天地万物，唯人为贵”“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比如，和谐思想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在“万物一体”本体论基础上，和谐被视为世界万物的最高伦理，是处理人天、人际、身心等关系的理想范式。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生存向往、一种文明形态，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境界，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和文化渊源，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重要纽带。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筑当今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价值观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如果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和合性大于差异性，多种价值观的存在就会彰显社会的开放与活力。如果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和合性小于差异性，就会引起韦伯所说的“价值的争斗”。当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价值观之间多有冲突。为此，吸纳各种文化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构主导价值观，构建“一主多元”格局，是当代中国社会多元价值观发展的必然走向。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告诉我们，各个民族的文化总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而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是进行新的创造性劳动的既定前提和基础。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以儒家价值理念为主包含多种价值理念的丰富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和而不同”主张的是，应在保留个性发展的前提下保持社会的整体和谐；“和为贵”追求的是人际环境的和谐。博爱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价值，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博爱的价值理念。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韩愈的“博爱之为仁”；墨子的“兼爱”：这些论述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各派对爱的理解，虽然有差异，但却一致认为，爱不仅涉及家族内部成员，而且超越了家、族、国的界限，推向天下、万民和世界，即博爱。因此，要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把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博爱”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资源，充分展现我国主导价值观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了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仁爱”“自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在于这些思想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及基本诉求。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礼”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因。


3.中华文化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事关各国人民幸福安康的两大问题。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生活在祥和的氛围之中，期盼战争、暴力远离人类。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希望生活在安康的环境之中，期盼饥饿、贫困远离人类。然而，现实世界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美好，局部战争依然此起彼伏，贫困饥饿依然广泛发生，连绵战火、极度贫困依然在威胁着众多人们的生命和生存，特别是许多妇女儿童依然在战争和贫困的阴影下苦苦挣扎。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和平才有希望，发展才有希望。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共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主流是军事竞赛，20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经济竞争。那么，21世纪的主流则是文化的竞赛。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对人类的作用，可能超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民族与国家。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提升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国家战略。而提升我国的国家文化影响力，传承和创新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